飛越瘋人院

這是一篇在二零零零年春天開始做研究, 五月遞交報告, 二零零一年再作進一步深入研究後寫成的文章, 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傳播學(社會科學碩士)課程畢業前完成的. 馬傑偉博士是我的supervisor, 他曾叫我把文章刪減後, 投稿到明報. 一直懶著的我, 從沒這樣做過. 如今既然有自己的角落, 不如就把它刊載於此, 和大家分享. 文章篇幅比較長, 過萬字, 若你沒有時間, 可儲存在你的電腦上, 有時間再慢慢閱讀.

研究是採用定質分析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一. 前言

一個沒有陽光的上午，闊大的操場上有十多二十人，有些躺在長椅上，有獨個兒慢步走，有三兩個走在一起吸煙，也有些坐在茶座吃麵喝茶。他們當中有穿著制服的，也有穿著便服的。驟眼看去，他們可能像囚犯，又可能像基層的普通病人，更可能像吸毒者。他們之間很少溝通，大多獨自呆坐，沉默寡言。唯一令他們走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香煙。原來他們不是囚犯，更不是吸毒者或普通基層病人，他們都是醫院裡的精神病患者。

原來，醫院裡的精神病患者外表並不是我們平常想像中那麼「瘋癲」。他們互不相干多於「撩事鬥非」。其實在進行三次的實地考察和五個親身訪問前，我對精神病患者的認識實在少之又少﹕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遠親，一個患有雙極性情感病(Bipolar Disorder – 簡稱躁鬱症)的中學同學，以及一些被懷疑精神病患者在街上嚇一跳的經驗。除此之外，對他們的印象都是從其他途徑得來的。我未真正見過囚犯，也很少機會見過普通基層病人的模樣，而吸毒者，也只是探訪過接受福音戒毒的一些康復者。剛才對醫院裡精神病患者的某些形容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但他們的活動和行為是真實的)，而這些「憑空」，其實已寄居在我的腦袋裡許多個年頭，它們的源頭可能不只一個，但肯定不是我的腦細胞和頭顱交配後的成果。

原來，我們都不其然地把他人分門別類，而每一類人，我們也不其然地給予一個或多個標籤。這些標籤有可能是合理或公平的，但大部份都是不公平的，更有可能傷害他人的。

本研究是採用定質分析方法，主要有實地考察(field observation)、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及訪談(interviews)，探討傳媒的描寫和渲染以致精神病康復者被標籤以及歧視。

二. 傳媒、大眾、以及我所認識的精神病患者

傳媒描寫及塑造的精神病患者

「神經漢在太古城區揮刀斬人」，「精神病兒子斬母親頭顱後拋落街」，「神經失常男子推婦人落地鐵軌」。報章及電視新聞提及的精神病人通常都是因病發傷害了他人身體又或自殺。想起來對精神病患者的一些正面描寫或報道好像甚少。如「康復中的精神病兒子救活父親」，又或「曾患精神分裂的女子嬴得xx大獎」等都極為少見。雖然這些負面標題都只在比較大眾化的報章上才見到，但即使是精英報章，也甚少正面地寫精神病患者的故事。這現象不只在香港出現，世界各地也常見。就如數星期前，即二零零一年五月在日本大?發生的八個小學生被斬死事件便是一個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所做的。一九九九年四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郊的校園鎗擊案中的一個學生殺手便曾需服食抗抑鬱藥和需要見心理醫生。雖然這些都是事實，傳媒並沒有歪曲，但這些經常被刊登的篇幅已足夠達到影響觀眾的看法和思想了。很明顯，報章及電視新聞對精神病患者的塑造的確是有某程度上的責任。

Philo, McLaughlin and Henderson[i] 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英國作了傳媒報道精神病人的內容分析，研究範圍包括新聞，電視虛構節目，流行雜誌及兒童文學。他們的研究發現，傳媒把精神病和暴力聯繫起來多於其他正面形象。相反，負面的形象多在頭版出現。可見，這現象是跨越國界的。

談到電影及電視節目，有關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更多不勝數。港產片計有「癲佬正傳」，「不一樣的媽媽」，「羔羊醫生」，「的士判官」等。而荷李活電影更比比皆是﹕Awakenings (無語問蒼天), Psycho (觸目驚心), Misery (危情十日), Single White Female, As Good As It Gets (貓屎先生), Blue Sky, Copycat, Ed Wood (艾活傳), Fatal Attraction (孽緣), Fisher King, 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 Nixon, The People vs. Larry Flint, Phenomenon (不一樣的本能), Primal Fear, Prince of Tides, Rainman (手足情未了), Shine (閃亮的風采), Twelve Monkeys (十二猴子) 等等。港產片中差不多全是負面的描寫，西片裡極大部份都是負面，除了當中有些是較煽情又或較正面的故事，如「無語問蒼天」，「不一樣的本能」，「閃亮的風采」，「手足情未了」，及喜劇「貓屎先生」。Lesley Henderson[ii] 認為，電視或電影喜歡描寫患病中的精神病人多於病癒的，因為前者較容易。她提出一位電視監製曾指出，當節目中的角色正面對危機時，每每會比他已接受第五或六次治療好看及有趣。他認為患病的過程是電視的好題材。亦因為如此，我們經常看到不同類型的電影或電視節目用精神病人作題材，而當中很少會描寫病癒的病人或他們好的一面。

傳媒影響力之大，它所塑造的精神病患者都很可能給我們留下不可磨滅而又壞的印象。但究竟又有多少人真正和精神病患者有過直接的接觸呢？我們對精神病患者的看法和印象是否都在某程度下受傳媒的牽引呢？傳媒的暴力內容對觀眾的影響一直備受關注，但傳媒所渲染的社會標籤 (Social Stigma) 又有多少人留意過呢？我們對社會上某些人的「特別看待」有可能是從電視，電影，又或報章上「學」回來的嗎？

一般人眼中的精神病患者

在一般人眼中，精神病患者都是一群被忽略、遺忘、歧視的社會邊緣人。我相信大部份「正常人」都對精神病患者有一定的反感，即使不是討厭他們，也不多會對他們有好感。一提起精神病患者，我想許多人都會不以為然地聯想到「癲」、謀殺、「痴線佬斬人」、青山 (通常和「癲」近乎同義)，甚至污穢、社會寄生蟲等一大堆負面的形容詞。對比起弱智人士和傷殘人士，我想普通人只會同情他們，最多只可能對前者有少許的畏懼感。但至於精神病患者，一般人未必會同情他們。例如若有人的某某朋友認識或提及一個精神病患者，一般人聽了可能會覺得可笑或反感，但相反若他的朋友說的是一個弱智或傷殘人士，大部份的人則可能覺得可憐，甚至會同情那個人的家人。

根據陳秀琴社工在「暖流專輯」所寫的「我們對精神病的誤解」[iii]，她提出了一些普遍的誤解和真實情況 (※=誤解，○=事實)：
※ 只有少數人才會患上精神病
○ 如生理疾病一樣，每個人一生中都可能受到心理問題的困擾。
※ 精神病是遺傳或受突然刺激而引起
○ 精神病的成因可包括遺傳和環境因素，但大部份情形是交互影響而形
成的。
※ 精神病是神經和大腦的毛病
○ 精神病是意識、思想、情感、行為和意志方面的毛病。
※ 精神病病類只有一種
○ 常見精神病包括有重性精神病及輕性精神病。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輕性精神病如恐懼性心理病，憂鬱性心理病等。
※ 所有精神病人都是智商有問題、懶惰和不修邊幅的
○ 多數精神病人都具有一般智力，久病患者，才會有情感冷漠和意志低沈的表現，故此，看來表情呆滯、動作緩慢。
※ 所有精神病人或多或少都有暴力傾向及時常對他人構成威脅
○ 精神病人大部份怕事及畏縮，他們傷害自己比傷害他人的機會為高。只有極少部份因為產生妄想或幻覺而變得有侵略性。
※ 精神病人最佳的治療方法就是隔離
○ 隔離只會令精神病人更脫離現實，增加依賴性及自卑感，更難達至康復。
※ 精神病人只需要醫療上的幫助
○ 精神病人的治療，單靠藥物是不足夠的，更需要全面性的關懷，例如心理治療或輔導，職業及社交的訓練，住屋安置及社會人士的接納等。
※ 為精神病人提供康復服務是浪費社會資源
○ 精神病人是社會一份子，他們有權享用社會資源。而且，透過康復服務，他們可以重投社會，貢獻社會。
※ 精神病無法治癒
○ 接受治療會令很多精神病患者的情況顯著好轉，更可防止病情變壞或復發。

其實在一九九四年，九龍東區麗港城居民便強力反對政府興建一所精神病康復中途宿舍。市民對精神病康復者有著種種誤解。突破機構在一九九四年作了一個「精神病知多少」意見調查[iv]，從976成功的電話訪問調查中，顯示被訪者對於精神病的誤解。接近六成人士認為精神病是神志不清或不知自己做什麼；亦有六成以上人士認為精神病是指突破性異常的情緒行為。除了較為人所共知的精神分裂，或心理變態是精神病一種外，大部份被訪者對於其他的病類都並不認識。
當我們真的有把精神病患者劃上括號，是否也會否思考過這個源頭呢？從我們兒時呱呱落地開始，究竟什麼教曉我們這些特定的標籤？父母？老師？親朋好友？可能會。但他們又是從哪兒學會這些東西呢？除了傳媒還會有其他途徑嗎？那些一傳十，十傳百的途徑又是從哪個源頭開始的呢？


我眼中的精神病患者

在我未展開這數次田野考察及一連串的訪問前，我和一般人沒多大分別。我對他們認識很少，就只有剛才提及過的精神分裂症遠親，雙極性情感病的中學同學，和一些被懷疑精神病患者在街上嚇一跳的經驗。那遠親在我印象中，病發後都是長期留在家中，現已離人世多年了；那中學同學在病發後已和各朋友斷絕來往了；而那些在街上的驚險經歷可能對我影響最大。這些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只是這個社群裡的其中一小撮而已。但可能就是這一小撮人的異常行為，長期停留在我的腦袋裡，再加上傳媒的渲染，標籤便有機會產生了。又可能剛才所說的一傳十，十傳百的途徑，便是某些人的個別一兩次被懷疑精神病患者在街上嚇一跳的經歷，在人與人溝通及傳話時被誇大，歪曲，然後是標籤的出現。

我可以很誠實地承認，我在考察和訪問前對精神病患者真的有著一些歧見。在考察時自己的種種異常行為都可能是基於對精神病患者抱著的一點偏見，當自己發現時，不但感到驚訝，內疚及羞愧感都自然地湧現。即使是一年後的訪問開始時，仍然抱著一種對精神病康復者有介心的態度。在每一次考察前，我都很在意醫院周圍的人怎樣看自己。例如我在大堂乘電梯上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前都會刻意手拿筆記簿和筆，好一幅研究生的樣子，好讓他人不會懷疑我是精神病患者，尤其是正當我準備按電梯的樓數時。又例如，我會盡量避免在考察的地方，即精神病職業治療中心上洗手間，因我很怕要用那些病人的洗手間(其後我才知道我可以用職員洗手間)。另外，我又一直認為精神病患者是一眼便可看得出來的，是「天生異品」的；我以為精神病院內的病人都像「無語問蒼天」一片中的病人一樣走來走去的；我更以為要留院的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嚴重且都沒有工作能力的。縱然在考察過後一年的訪問前，我仍會懷疑自己對被訪者的提問會激動他們的情緒，以致威脅到自己。但考察和訪問後雖然不能說完全對他們再沒有成見，但起碼我已對他們有了深入的認識，而且還明白到自己對他們的偏見只是因為不認識。

從驚訝，恐懼，到同情

三次的考察，五個親身訪問，兩個不同規模的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以及兩個不同機構的中途宿舍，對精神病患者帶著點偏見的我來說，從第一次的驚訝發現，到第二次的恐懼經歷，再到第三次的同情，和最後與五個精神病康復者面對面的傾談，要總括我研究後對精神病患者的感受，可謂有點矛盾。對他們加深了解不少，但三次的不同經歷，和五個完全不同的康復者的自白，實在令我百感交集。不過，這些考察和對話確實可以驗證社會對精神病患者加上的標籤和實際的差別，並且可以進一步解構這些標籤效應的其中一個來源。在這部份，我主要會回顧這三次考察的最大發現以及訪談後的感受。

(一) 第一次考察 – 驚訝

第一次考察的地方是本港某政府醫院的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時間是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五。進入職業治療中心看到的第一個情景便是一堆人在中央的休息空間走動著，像在散步。坐在治療師辦公室門外的我看到一個身穿黑衣黑褲的年輕女子面向儲物櫃，手執一枝筆，就像一個和我一般來做研究的學生。由於這次考察當天我才把研究探訪的申請信交給我的朋友鄭姑娘(亦即此職業治療中心的主管及職業治療師)，讓她轉交她的上司，因此我的研究探訪尚未獲批准，故此我的考察範圍只局限在職業治療師辦公室內。可以看到的就只有在一幕單向的監視窗後的兩個工作坊 (參考附圖一及二)。(i have to scan them, give me some time...)

坐在辦公室良久，我只透過監視窗後看到眼前一個像辦公室的空間，十分整齊。這裡面積約有四至五百尺，坐著四個人。鄭姑娘關上門，留下我一人在觀察，故此這次考察主要是視覺上的，聽覺方面可說是完全沒有，除了較早前在小息時間聽到一首由歌手王傑主唱的「溫柔的你」之外。眼前的四個人當中，包括剛才小息時見過的黑衣年輕女子。她們都是衣著整齊，外表端莊的年輕至中年女子。她們各自都有工作，有在打中文電腦的、有在編織毛衣的，還有一個在幹一些文書的工作。初時我不清楚為何鄭姑娘只安排我看這些，坐了許久也不知道有甚麼值得觀察。反而在這個空間之後的一個工作坊卻吸引了我。因為我看到一些很明顯是精神病患者的幾個人在做一些工廠式的手工藝。我有點想埋怨鄭姑娘局限了我的觀察範圍，但又感奇怪為何這些文職人員的辦公室會在一個被監視的窗子後面。於是我便問我背後的OTII (職業治療師II，亦即剛從大學畢業，第一年要在註冊職業治療師監督下工作) Peter，亦即鄭姑娘的助手。「這幾個是職員嗎？」我指著那四個人說。「不是，她們都是病人，穿制服的才是職員，其他全是病人。」Peter回答。我實在感到驚奇，完全不明白為何精神病患者可以這樣「正常」。原來那個像我一般的年輕女子也是病人。「那麼她們在這兒幹什麼？」我摸不著頭腦地說。「她們在作一些文書的工作，不同的病人，我們會安排不同的工作，分不同的組別。」Peter接著說。我花了好一些時間才能夠化解 (resolve) 這個事實。

這次考察令我認識到原來精神病患者是可以這樣「正常」的，他們的外表就和我們一樣，只是精神上有點和我們不同吧了。此外，我也是這次考察後才明白職業治療不是只限於服務因受傷後而殘缺的康復者。原來職業治療師也分很多科的，治療的對象包括不同病症的病人及康復者，如皮膚病患者，嚴重創傷者，老人痴呆症患者，腎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等。

(二) 第二次考察 – 恐懼

時間: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由於第二次考察的地方跟第一次一樣，我到訪前以為沒多東西可供研究。而且因為這天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鄭姑娘曾告知我病人會比上一次較少。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次考察不但有更多的病人，而且更是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要概括這次研究可以用恐懼來形容，而這個恐懼的經驗更可解釋早前曾引述的一傳十十傳百的理論。

週末對於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的病人來說也像我們普通人一樣，是輕鬆且沒管束的。上午十時左右，我便到達中心，休息空間坐了十多二十個病人在看電影錄影帶。上一次的經驗令我很容易便知道誰是病人誰是職員。由於我的研究探訪申請已獲批准，鄭姑娘說我可以隨意考察。她又告訴我要小心中心內一名昨天曾非禮中心職員而被警方起訴的病人。她指出那個病人是誰，好讓我清楚，但當時我只看到其背面。

之後我便很自由地去尋找值得仔細考察的第一個空間。由於影片才剛放映，我想還有時間再觀察休息空間，於是便選擇了工業組活動室，之後是文書組活動室。大約半小時後便是小息了，病人們都走到休息空間，開始他們的散步，情形真的有點像影片「無語問蒼天」的其中一幕。當我準備走到這些病人當中再進一步觀察時，忽然間，我發現有一個男病人面對著我，距離只有兩三尺。可能因為我正努力地寫我的筆記，他應該知道我不是他們的一群，更不是這裡的職員。我記得我在上一次的考察時已見過這病人在工業活動室中工作。初時我以為他會很快離開，但過了一兩分鐘左右，他仍站在那兒，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我開始有點受威脅的感覺，內心有點不忿，原本這是個好機會可讓我細心觀察各病人的行為，但這男病人的不尋常舉動完全破壞了我的計劃。漸漸地，我心中的不忿已變為惶恐，再這樣下去不知會有什麼事情出現。心中的恐懼迫使我決定暫時離開治療中心，盡快走到中心外的大堂躲避。站在大堂，我仍繼續寫我的筆記。不久，那男病人已站在中心的門內，透過門上的一度窗盯著我。我此時真的很懼怕，不知如何是好。後來他更推門出來，走到我的跟前! 幸而，這時中心內有一個女病人走出來往日間診所側的洗手間去，我便乘機走回中心內，希望盡快找個安全的位置躲避。

跑進中心內，我馬上走到兩個職員身旁，她們都站在看電影的病人身邊，一起觀看。我的位置十分安全，既在職員身旁，又在鄭姑娘的視線範圍內，因她此時在工業活動室內工作。過了不久，那男病人又已走回中心內了! 他分明是在跟著我。他慢慢地走著，當他走到眾人都在看的電視機前，便面貼面的對著熒光幕，完全忘記其他人的存在。可是，其他病人可沒有因此而有任何反應或舉動! 就在他看著電視，背著我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他原來便是早前鄭姑娘說昨天非禮職員的病人! 稍定了一回我才想到自己的幸運。幸好我一直對他的行為提高警覺，不然真的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次恐懼的經歷令我懷疑社會及傳媒給精神病患者的標籤是否沒錯。可能這些標籤是有真憑實據的。但亦可能我和他們的不一致實在太明顯了，或許我不應在觀察時手拿筆記簿。不過，這個例子卻可解釋本文早前提過的一傳十十傳百的理論。

雖然我的而且確給這個男精神病患者嚇倒，但這卻是十多二十個病人中的一個。其他病人大都不多管我的存在，我記得曾多次嘗試跟某一兩個病人微笑或作眼神接觸，但大多失敗，他們都各自活動，真的像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而這個男病人卻是主動想和我接觸，與其他病人不同。可能他這幾天的精神也不十分穩定，因此有前一天的越軌行為。我所說的一傳十十傳百的理論就是可能我們當中，有一些人曾遇到如我這次的恐懼或深刻經歷，但對方都只是病人中的某一兩個，可能是一百個中的其中一個。亦可能這個病人當天情況不十分理想，於是，我們當中遇到這些難以令人忘記的奇遇，便傳告給其他人。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很多未接觸過精神病患者的人便以為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是這樣的。當然，精神病患者中確有一些病情較壞而又沒有覆診或定時吃藥的病人，他們當中可能有些真的會對我們有潛在的威脅。但這些偶然的事件甚或一些更危險的意外如精神病患者推乘客落路軌，都是頗為鮮見的。而每當這些鮮見的意外發生，傳媒便可能進一步誇大，因而造成標籤的產生。

(三) 第三次考察 – 同情

第三次考察的地方和之前去的不同，是一間精神科醫院裡的職業治療中心。時間是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我考察前是不知道整間醫院都是精神科的。我上兩次到訪的中心是隸屬這中心的，兩者都屬同一區內。

由於這兒規模很大，考察前我已知道會有許多事物可以觀察。但上一次的恐懼經歷完全影響我這次準備的心情。事前我十分緊張，想起會見到百多二百個可能像那男子的病人時，實在提心吊膽。我更聽從鄭姑娘的指示，當天特別穿了較深色的衣服，因為她說被該男子非禮的職員當日是穿著紅色衣服的，可能鮮艷的顏色真的會刺激病人。我又想到，若情況不妙，我或會提早結束我的考察。

鑒於考察前我並不知道該醫院是全精神科的，一抵達醫院大門，只看見兩個懶洋洋的病人躺臥在大堂左邊的沙發上，一副吸毒者的模樣。當我還在四處張望，企圖尋找指示時，右邊的保安人員已隨即問﹕「你是誰？是上班或什麼的？」不知他是否以為我是回來上班的病人。「我是來找職業治療中心的郭先生的。」經他的指示，我便走去乘電梯。電梯大堂的牆上有一個指示牌，我看到這兒還有牙科及物理治療科，所以想到這醫院應該是普通醫院。

上到一樓，燈光暗淡的大堂完全沒有醫院應有的影子。地板像從未修葺過，灰黑色的。對著電梯的是物理治療部，保安人員明明說往左轉，但我卻看不到左邊有什麼像職業治療中心的東西。視察了好一會才看到左邊有一度門，門上的牆壁有個寫著「職業治療中心」的不起眼牌子。門上有兩度透明玻璃，門側有一個密碼開門器，還有一個電鈴，於是我便按了兩下。好像完全沒有人理會我。於是我便決定自己闖進去了。

進了中心內，保安好像馬上鬆懈了。坐在門口的職員指示了我後便叫我自己去找郭先生。沿路我看見一個頗大的空間，應該是工業組，有四十個以上的病人，但同時間也有許多職員，因此我並沒有太驚慌。郭先生的辦公室是在一個不夠光線的走廊上。見到郭先生之後，他帶我參觀了整個職業治療中心。這時我才知道這醫院是全精神科的，而剛才見到的牙科是供此醫院的職員用的。難怪我一直也臭不到一般醫院應有的消毒藥水味。

這職業治療中心的規模真不簡單。病人的工作坊比上兩次考察的中心多好幾倍。計有：電腦排版組、工業復康組、縫紉組、文書組、重工組、家居訓練組、洗衣組、洗車組、園藝組，另外還有便利店、小食部、工作評估室等。病情較輕的病人會分配去做一些較複雜的工作，如便利店、小食部、文書組、電腦排版組等，病情較嚴重的則會被安排去工業復康組、家居訓練組等。因此據我估計，這中心(不包括醫院其他部門的病人)起碼有一百人。但職員的人數令我感到很安全，又可能因為自己十分小心，所以沒有比預期般受上一次考察的恐懼影響。

可考察的地方實在太多，要找一個最適合的地方作仔細考察實在不容易。後來我選擇留在半露天的行人走廊上往下看，就是本文開端所提及的一個操場以及一個相連的「院友茶座」。正如我所料，病人在毫無拘束的時候是最真的了，就如我們平常人一樣。在休息的時間，更能看真病人的一舉一動。

我發現病人們坐下時是很難令人察覺他們的真正身份，即是說靜態比較難觀察。但每當他們走起路時，便很容易察覺到了。因為他們的走路姿勢許多時也和我們不同的﹕有走起路時頭部傾前並架起手的，有拖著一隻腳走的，有一邊走一邊大叫的，有慢步垂頭走的，有跛著腳走的，還有左右兩邊搖擺地走的。我想他們的病情都是比較嚴重。

不過，當病人坐下來的時候，他們真的只像普通病人，可能由於他們所穿的制服都比較舊及不整潔，令人覺得他們只像一些基層病人。他們很少溝通，走在一起只為取香煙，所以有點像監獄中的囚犯。有些獨自一人時也會搖晃身體，可能是藥物的副作用吧，亦因此令人聯想起吸毒者。總括來說，若我不認識他們，又不是在這醫院內，可能我會以為他們只是基層病人、囚犯、吸毒者。

病人的數目實在太多，再加上醫院的殘舊及傳統，恐懼的感覺並沒有，換來的只是同情。假若我有一天變成這樣子怎麼辦？曾有一次有一兩個病人像發現了我的不同，令我有點受威脅時，我卻沒有像鄭姑娘教我那樣質問他們，反而我企圖扮他們﹕呆呆的站在那兒，放下手上的筆記，張大了口，果然有點效力!

這裡的病人和上一次見到的一樣，有些是比較容易令人辨認出來的，有些卻不。換句話說，有些是病情較嚴重的，有些則較輕微。但直至最後我才從郭先生那裡得悉，這兒的病人大部份是住院的。我實在感到難以相信，他們真的很「正常」呀! 他們為什麼嚴重到要留在醫院？他們明明有能力工作呀！這個事實更加深我對他們的同情。

(四) 一年後的數個訪問

五個訪問均是在一年後的二零零一年四至五月進行，被訪者都是本港某兩個非牟利精神病康復者中途宿舍的現舍友或前舍友。當中三個男性兩個女性，年齡由三十多歲至四十多歲，有病了一年多的，有病了廿多年的，各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病症、不同經歷、不同看法、以及承受不同的壓力。由於訪問是在考察後一年才進行，第一次訪問前的心情就像打回原狀，我又變得有點緊張，有點恐懼，原來，歧視或偏見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說起來也有點不好意思，在第一次訪問當日，我便因為有點擔心，叫了朋友陪我去。始終是閉門式單對單的訪問，第一次與精神病康復者作較近距離的接觸(雖然年初曾作義工往類似的中途宿舍教舍友用電腦，但因有其他義工及多位舍友在旁，接觸形式始終不同)，又擔心自己的提問會影響被訪者，以致他們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行徑，精神病康復者和暴力這個標籤或許已深深牢固在我腦裡了。可是那天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五日晚上的第一次訪問，開首的十分鐘已把我嚇著了，不知道被訪者有否察覺到。事源當我一問到被訪者何故住宿舍時，他坦白告知我他於數年前曾因與人爭執後拿菜刀斬人。而後來我更知道他當時一直都有吃藥，但並未因此而避免暴力事件發生。不過，幸而其後的四個訪問給我接觸更多不同病症和不同背景的病人，令我認識到其實精神病康復者就像我們普通人一樣，每一個也不同，每人也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特質，只不過他們都要依賴藥物來控制病情和情緒。精神病康復者中有暴力傾向的，正常人當中也有暴力傾向的。被訪者當中有接受過大學程度教育的，有充滿智慧的，有談過多次戀愛的，有「反歧視大聯盟」成員。這數個訪問後，我仍不敢說我對他們不再有偏見或歧視，但我可以直說，我會盡我所能去接受他們，令更多人明白精神病康復者是需要我們去接納的，並不都是要迴避的。

三. 醫療機構的角色

醫院及其規劃所做就的標籤效應

把精神病患者加上括號的，其實除了傳媒及我們自己外，醫院及其規劃方面也下了少許功夫。我這數次的田野考察的地方，正如剛才提及，是本港某精神科政府醫院的職業治療中心及這醫院附屬的一間職業治療中心。兩者分別提供精神病患者全日及日間精神科的職業治療。前者實則是一間精神病醫院的一個部門，位置也算偏離鬧市，沒有公共車輛可以到達醫院門口，只有私家車及的士才可以。而乘坐最近的專線小巴也只能在醫院沿路以下的路口下車。後者則位於某大型政府醫院的專科大樓最高一層的一半單位。這醫院分高低座，低座有主樓和其他普通科等七至八幢，包括急診室，這裡比較方便，有專線小巴站，而小巴更來往附近地鐵站，又有的士站，平日也算繁忙；高座則較寧靜，從低座往高座要乘電梯，而高座上只有一個很少的士停泊的的士站。我乘的士上去的第一次，的士司機更不懂或拒絕駛上高座。

雖然我並未有到過本港其他精神科醫院，不多清楚它們的位置是否也比較偏離其他科。但我到訪的兩間醫院都令我感到是刻意把精神科放在一些偏遠的位置。究竟是否政府的刻意安排，抑或是全世界的醫院在醫院的規劃上都有類似的安排？我又發現一些較危險的病症如傳染病科都是位於某大樓的最高一層裡，但這大樓是在低座的，沒有精神科在高座那麼遙遠。

不但如此，在那大型醫院裡，從低座主樓開始已有顯眼的指示牌指示專科大樓的位置。這些指示牌有十多二十個，一直指示到高座的專科大樓。其實高座除了專科大樓，還有五六幢大樓，但指示牌只指示專科大樓，亦是精神科中心所在地，卻沒有指示其他大樓。這又是否意味著精神病患者有「特別需要」？我曾想過是否由於專科大樓都是提供門診服務給日間病人，所以需要多點指示，但我又覺得這個可能並不成立。既然日間病人經常要到來覆診，他們又何需那十多二十個指示牌呢？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對精神病患者的「特別看待」。難道他們真的需要重複又重複的提醒？難道他們的病情足以影響他們的記憶力？但據我所知這些病人通常都會在家人的陪同下來覆診的。

職業治療中心內的劃清界線

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空間使用在結構上呈現了明確的社會標籤，在專業上幫助精神病人之餘卻不以為然地把他們和職員及其他人劃清界線。首先讓我集中地說說位於大型醫院裡高座專科大樓頂樓的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吧。第一次考察當天是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三十分至中午左右。一抵達專科大樓頂樓，亦即精神科，我便看到一個在電梯大堂中央供日間病人等候的空間，左邊是精神科日間診所，右邊便是我要考察的日間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即是說左邊的病人是回來覆診及取藥的，而右邊的病人則是回來「上班」的。無錯，他們真是回來上班的，因為他們都是朝八時半晚五時回來中心接受治療的，之後便可回家。理論上說，左邊日間診所病人的病情是較右邊職業治療中心的輕微，因為他們無需接受每天九小時的治療。據我的朋友鄭姑娘(亦即職業治療中心內的職業治療師)所說，她中心內的病人都是醫生轉介又或家人自願帶他們回來的，用以幫助他們準備日後返回社會工作。這兒的左右分隔也算合理，在實際用途上有這樣的需要。

由於我並沒有申請考察日間門診部，所以我的考察只集中在右邊的職業治療中心。下圖是大堂看到情況﹕(have to draw it later)

大堂的洗手間是供病人及陪同人仕用的，我第一次考察時並沒有考慮自己若需上洗手間時怎麼辦。職業治療中心內的劃清界線比較明顯，原來，病情比較好的病人和病情較差的可說是分開治療的。他們會被分配去做不同的工作，接受不同程度的治療。他們所屬的工作坊是分開的，中間有一度門作分隔，而門則是長期開著的 (可參考附圖一、二及三)。

職業治療師辦公室內的單向窗子是職業治療中心內劃清界線的明顯確據。辦公室和兩個工作坊之間並沒有互通的門戶，有的只是一度監視用的窗子。病人不曉得被監視，而治療師則可隨時留意病人的一舉一動。

穿制服的是職員或職業治療師，病人可穿便服，目的可能是令病人更有真實社會的感覺。中心裡的護士及職員都會與病人一起工作，但午飯時只見病人們自己進餐，護士及職員則站在一旁看守。

大堂中牆壁上貼滿了告示牌，都是供病人及陪同他們應診的家人看的。嚴禁吸煙的告示牌有九個之多，其餘的有些給人耐人尋味的感覺，都是供精神病患者及他們的家人看的。以下是其中兩個比較特別的告示﹕
覆診日
敬請準時 不要遲到
不須早到 大家都好
各位陪同人仕﹕
請注意
請自行照顧
同行之小孩/老人及應診者
切勿單獨留下
以上人仕在本診所
xxx精神科中心示

上面的告示明顯是給病人看的。時間可能對於精神病人來說是一項極難管理的事情，所以很容易有不準時、遲到、早到等情況出現。一般日間診所可不會有這樣的告示。而下面的告示則是致各陪同人仕的，但字裡行間卻流露出把應診者，亦即精神病患者，括了出來。表面上是叫陪同人仕小心看顧同行的小孩、老人及應診者，但實則前兩者在這裡都只是「陪襯」，告示的目的其實是叫陪同人仕切勿單獨留下精神病患者在診所。

另外一個考察的地方是位於附近的一間精神科醫院內的職業治療中心。規模比剛才的大十倍有多。之前的中心人數最多只有四十人，而這中心內最少也有一百個病人(當然不包括醫院內其他精神病人)。這裡比前者舊許多，前者是今年遷入的，而這兒則歷史較久，環境較舊，不及前者清潔。亦可能由於較舊，中心內的劃清界線更容易被察覺 (請看附圖四)。

這個職業治療中心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便是病人用的洗手間。他們的洗手間跟其他醫院的洗手間完全是兩個世界。雖然和職員洗手間並排，但簡直是天與地之分。我只從外邊觀看，已看到內裡環境頗為惡劣，白色的牆壁已變得灰黑，燈光幽暗。職員洗手間卻如正常的政府部門職員洗手間。我曾到訪過其他公立醫院的洗手間，卻未見過這樣惡劣的。難道是病人把洗手間弄得如施地步？抑或精神病患者根本不需要基本的尊嚴？中國人的所謂廁所文化，洗手間始終被人忽略，而供被人忽略的精神病康復者使用的洗手間便更會被疏忽。可能對於醫護人員來說，精神病康復者始終不是身體患病的病人，衛生要求可未需太高，又或始終在他們眼中，精神病康復者和醫護人員實應有所分隔，因此待遇也相應有高低之分。單單以職業治療中心內病人以及職員所用的洗手間的天淵之別已可看到精神病康復者在接受治療的地方所受到有別於正常病人得到的看待。

病人活動室，又或工作坊，在分配病人方面和之前的職業治療中心差不多，都是按病人的病情來衡量。由於這中心規模比前者大許多，病人的工作坊可謂包羅萬有，文章較早前也提過 (有電腦排版組、工業復康組、縫紉組、文書組、重工組、家居訓練組、洗衣組、洗車組、園藝組，另外還有便利店、小食部、工作評估室等)。病情較輕的病人會分配到一些較複雜的工作，如便利店、小食部、文書組、電腦排版組等，病情較嚴重的則會被安排去工業復康組、家居訓練組等。但由於病情及治療的需要，我認為這種劃清界線在某程度上是需要的。

中心下一層是一個只供職員用的餐廳。其實在很多醫院裡都會有這類餐廳或飯堂，但這餐廳卻此處無銀地在門外貼上兩張告示，內容如下﹕
衣履不整
恕不招待(左)
職員餐廳坐位有限
病人祇可惠顧外賣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右)

職員餐廳只款待職員其實並不是甚麼大問題，但醫院刻意地解釋只會越描越黑。這樣做反而更令我覺得醫院在劃清職員和病人的界線上有點刻意。左邊的告示好像暗示精神病康復者都是衣履不整或不修邊幅的，但亦有可能用來遮掩右邊告示所直指的是病人，表面看似只是不招待衣履不整的客人，其實是右邊所指的病人才是。右邊的告示表面看去是由於坐位有限，因此不招待病人，但實際另有原因。其實職員餐廳只款待職員對於任何機構或醫院來說都沒問題，且是職員應有的優待，另加解釋實是畫蛇添足。

本文首段曾提過一個闊大的操場，我曾駐足在行人走廊上向下觀看了好一段時間，觀察到不少事情。這個操場除了供病人們休憩外，更有一個「院友茶座」，亦即病人的餐廳，是有遮蓋的，四方形的茶座有兩邊是通往操場的。這個操場和茶座合一的空間可說是病人的天地，我看不到職員在附近。除了小息及午膳時間外，許多病人都偷懶躲在這個天地而不去工作坊。不款待病人的職員餐廳和完全病人空間的「院友茶座」正是中心內又一劃清界線的例證。

另外，洗衣組的病人會接病人及職員的衣服來洗的，但洗病人衣服的洗衣機和洗職員衣服的洗衣機是分開的。既然洗手間這樣私人的地方也有如此天壤之別，洗衣機又怎能一起用呢？

除了管理層所做就的分清界線外，其實病人自己也會互相分類的。最明顯的是病情較好的很少與較差的溝通。基本上病人們都很少有相互溝通，小息時大都獨自呆坐，靜靜冥想，唯一的溝通就只有向病友取香煙。細心觀看後發現，向病友取香煙的大都像病情較好的，他們會談天，說笑。
獨自一人的樣子看上去都像病情較差的。但當然還有例外的，我曾見過一個看上去像病情較差的中年病人逗一個病情較好的年青病人說話，問他為何小息時不往茶座談天。前者十分友善，後者雖然孤僻，但也和他寒暄兩句。

總括來說，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空間使用及不明文的規條，都強烈地把病人和職員分開。當我問醫院的職業治療中心經理郭先生為何有些病人穿制服有些卻不時，他解釋曰﹕「是的，我們這裡不是所有康復者(郭先生一直用『康復者』稱呼他們，從不用『病人』)都穿制服的，有些職員也是，不想把他們(病人和職員)分得太清，我們更希望有些職員也不穿制服。」話雖如此，但穿制服的不一致只令我有點混亂的感覺，有時甚至分不清哪個是病人哪個是職員，可是病人和職員在權行上的明顯差別卻不會分不清。或許於職員而言，病人根本不用穿制服也能被他們辨認出來，而對於病人而言，不用穿制服可能會給他們有多點自由又或少些階級分隔的感覺，但對於我來說，醫護人員穿制服根本是全世界都明白的道理，亦是需要的，這樣即使是病人或家屬也清楚知道誰是醫療人員，誰是病人。不一致的穿制服習慣既不實際，治療中心亦不需以此來減輕病人與職員的分清界線。

職業治療中心的多重影子

(一) 老人院

職業治療中心有點像老人院。雖然我未到訪過任何老人院，但曾看過一些美國新聞圖片中的老人院，覺得第一及第二次考察的中心裡的休息空間很像那些老人院。淺色的地板，白色的牆，?闊的空間，一張張四方桌供老年人/精神病患者進餐時使用，一架電視機 — 這景象真的是又像老人院，又像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

老人院中的老人家需要特別的照顧，精神病患者也是﹔老人院中的老人家在某程度上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人，精神病患者也是。

(二) 監獄

用監獄來比喻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雖然像有點奇怪，但我卻發現兩者有極多相同的地方。首先，監獄中的囚犯和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病人都同樣受歧視、標籤、遺忘、令人生畏，而曾經是這兩地方的成員或社群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都甚少會承認事實，因為他們都引此為愧。

監獄講紀律，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也講紀律(雖然郭先生不同意)。兩者都有很多有形及無形的規條，而且囚犯及有些精神病患者都要穿制服，都是一些款式簡單，不多吸引的制服，很像睡衣。兩者都活在一個很有規律的機制裡，由早至晚都有預先編制好的時間表，也有自由活動時間。中心內的「員工出勤記錄收咭處」亦是另一個有紀律的例子。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內的操場，就如我們在監獄電影中看見的一樣(看，又是傳媒的效應)。

最突出而又確實的相同之處就是囚犯和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精神病患者都要幹一些近似現實社會上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類別也十分相同，如學習木工、縫紉等。對於囚犯來說，這些工作有助於他們他日重返及適應社會，亦加強他們的競爭力﹔至於對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精神病患者來說，這些工作除了是治療的一部份外，也在病人他日可重返社會的機會上出了一分力。

監獄與精神科職業治療中心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成員入會資格」及費用的不同。「成員入會資格」方面，前者是犯了罪的，後者卻只是精神上出現了毛病﹔前者是罪有應得的，後者卻是沒有選擇的，是迫於無奈的。可是，囚犯可能都預知到何時可以離開監獄，但精神病患者卻不知哪天才可康復。而費用方面，監獄是免費的，但精神病患者則需付少量的費用的。

(三) 學校

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獎勵計劃和學校裡的獎罰分明很相似。病人需要這些鼓勵(reinforcement)來加強他們的自信心，令他們知道自己仍有賺錢能力，有價值，會進步﹔學生也需要一些獎勵來幫助他們學習和成長，也可增強他們的信心。職業治療中心和學校都有定時的鐘聲，管制病人/學生的小息、午飯等時間。又例如職業治療中心的操場和學校的操場都有相同的用途，職員及教師都很少會在這兩個地方出現，是病人及學生的天地，在有約束的情況下帶點自由。此外，職業治療中心和學校都有一些相似的告示，如在前者中見到的「不准喧嘩」。

病人中的甲乙丙丁

正如一般定質分析研究，我們都會把研究中的社群分類，一年前未訪問過精神病康復者時，我的確認為他們可以不同方法被分門別類。但經過進一步的認識和詳談後，我懷疑究竟應否把他們分類。

上一年，我曾和一個非這兩個職業治療中心工作的社會工作者談過，她的輔導對象都是一些精神病患者。當我問她怎樣把病人分類，她說是病情的輕重及病症。輕者如一般Disorder, Depression (抑鬱), Adjustment Disorder, 可以靠吃藥的，可痊癒的。重者都是一些長期病患者(Chronic)。經過三次考察後，我曾把精神病患者分為以下各類﹕

(一) 病情好 vs. 病情差

在我第一次的考察後，我已幾乎掌握到怎樣把病人分成病情好及病情差兩類了。但在我考察前，我一直以為大部份要往職業治療中心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像我後來見到的病情差的一組一般。

第一次考察時遇到的年輕女子明顯是病情較好的。她走在街上時，一般人應該不能把她分辨出來。另一個例子是在醫院裡病情較好的年青病人(被另一病情較差的病人逗他說話的)，他大約只有二十二三歲，樣貌不錯，身穿深色風褸，燈芯絨褲，不時獨自一人走著，我初時曾以為他是職員，但後來他的過度孤獨及鬱鬱不歡令我察覺到他也是病人。他們都是鄭姑娘所說的很「正」的病人，意即精神狀況很好。

病情較差的就如第二次考察當天跟隨著我的男病人。他們可能對周圍的人有威脅。又例如那個不斷一邊走一邊叫的病人，原來他回到工業組坐下來工作後也如常發出很大的叫聲。還有一個戴著頭盔在茶座進餐的重工組病人，他可能以為要整天戴著頭盔。

(二) 門診病人 (out-patient) vs. 住院病人 (in-patient)

表面上看來，門診病人和住院病人沒多大分別。其實我這次考察並沒有研究過那些到日間門診部覆診的病人，若把那些只在日間才回職業治療中心的病人也歸納為門診病人的話，他們和住院病人的分別實在不易看到。當然，病人的病情是唯一可作界定的。門診病人應該就是那些像我的社工朋友所說，可以依靠藥物來治療及可以好轉的。而住院病人通常是那些長期病患者。正如郭先生告訴我，他中心內的病人，有住了一年的，也有住了十年以上的。我想普通醫院也甚少有住上十年的病人了。

當然，這醫院內還有好些病情比我在中心看到的還差的病人吧。他們有些甚至連照顧自己的基本能力也沒有，所以沒有資格在職業治療中心內接受治療。此外，這醫院還有那些被鎖進病房的病人，就像我們一般人一直以為的精神病院。記得鄭姑娘曾對我說，這些被鎖上的病房才算真的「精神病院」。

其實在一年後訪問過幾位精神病康復者後，我發現竟然有患了十幾年精神分裂症而從未住過精神科醫院的病人，亦有只患抑鬱和自殺傾向的病人，也曾在精神科醫院住了半年。因此我剛才所說住院病人通常是那些長期病患者的說法並不是全然的。

(三) 急症病人 vs. 非急症病人

我曾聽說精神病人大部份都不會傷害他人的，那些有暴力傾向的病人只是少數，於是我曾問過郭先生求證。郭先生說，這不是百分比或數目的問題，而是時間上的問題。他說應該把病人分為急性及非急性兩種。他解釋道，基本上，每一個精神病患者在一生之中總有試過一次或多次的急性病發的機會，通常都要馬上進醫院。經過藥物的控制及治療，他們便會好轉。情況好的便可以接受進一步的治療如職業治療。若急性病發時情況惡劣便可能要被鎖上。

我這次的考察其實並未有機會見過那些急性的病人，可以在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病人大都不會太差，雖然他們有部份是要住院的。

(四) 缺乏安全感 vs. 有安全感

我所見過的病人當中，有一些是經常有一個隨身攜帶的手袋在身上，而他們都是女性居多。在第一及第二次考察的職業治療中心內是有一個供病人用的儲物櫃的，但很奇怪仍有好幾個病人喜歡隨時揹著自己的財物，八小時不離開自己身體的。我相信他們都是較缺乏安全感的一類。而在那較大型的醫院內的中心裡也見過這樣的病人，男的也有。記得我聽到兩個男病人的對話，其中一個病人問另一個說：「為什麼拿著這袋衣服？你怕有人偷去嗎？」

有安全感的病人給我的感覺是比較響往醫院的環境。雖然我真的不清楚是否會有病人響往這種生活。而在那較大型的職業治療中心裡，小息期間我曾見到一個悠然自得的病人躺臥在一個窗台上，很舒服地微笑著。相對於那些連小息也揹著手袋的病人來說，他們明顯較有安全感。

(五) 服從 vs. 不服從

醫院內病人和醫護人員/職業治療師/職員的關係有時會像老師和學生一般。病人都要聽從醫護人員/職業治療師/職員等的說話及指示。其實醫院內都使用了各種方法來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機制。郭先生經常提及他們喜歡用獎賞如金錢，食物等來獎勵病人。由於職業治療中心時常會接一些外邊的工作如印刷，塑膠品，等等給各組別的病人在中心內做，賺回來的少許金錢便會用來獎勵他們。我發現中心內每一組也有自己的獎勵計劃，按不同程度的成績及服從而予以激勵金。例如工業組便按守時，生產量，工作耐力，主動能力，接受勸告和個人表現等來評定。這些獎勵除了有提高病人的自信心外，某程度上也可加強他們的服從性。

但由於醫院始終不是紀律部隊，病人們服從不服從都視乎個別情況。不服從的上洗手間可能不簽簿(小型職業治療中心裡是需要病人在出入中心門口時簽簿，以免有病人會不知所蹤)，小息後不返回自己的岡位，常常不在位中，不依時吃藥，不依時「上班」，不整潔等等。有時病人真的像個小孩子般，需要他人時常叮囑才會服從。

(六) 影響其他病人的 vs. 不會影響其他病人的

其實大部份我見過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會影響其他病人的，他們大都各自為政的，但也有些例外。影響其他病人的如時常發出聲音的男病人，他在工業組工作時不時都會忽然大叫，騷擾其他病人﹔又如跟著我的病人，他會無故站在電視機前，阻礙觀看電影的病人，不顧他人感受﹔這病人還曾經因吃午飯太久，需要其他病人一起等他吃完後才可離去(他們像學生般要全體一同「下班」的)。我不清楚精神病患者是否也像我們一樣，有些會比較自我中心，抑或只是藥物的副作用。

而在我考察時所見到的精神病患者中，真的大部份都很自我，甚少與他人接觸，亦不會影響他人的。

(七) 獨行俠 vs. 群體型的

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病者有一半以上是獨行俠，他們甚少和他人溝通，工作時各自各幹，即使是小息也自己一人找個角落坐下，獨自沈思，冥想。有些會一個人到處走走，休息一會。這方面可和老人院、監獄、或學校不同。以上這些群體裡的人，很多時都是參與者，休息時都會有溝通，或作一些小組活動，如老人院裡的下棋，或學校裡的集體小玩意。

不過也有些例外的。中心內有些病人是會走在一起談天，通常都是兩個人，單對單的。而假如有三個或以上走在一起的話，他們大都是互相取香煙和說笑。由於我不敢走到操場中和他們有近距離的接觸(因為那裡不見有職員，只有數十個病人)，我不清楚他們的對話。我只發現每當有一群人走在一起時，他們都是在吸煙。香煙好像變成了病人溝通的渠道。

(八) 病人的其他特徵

除了以上一些容易察覺的特徵外，職業治療中心內的病人還有一些普通病人沒有的特徵。

最明顯的當然是吸煙的問題。難怪在第一及第二次考察時，精神科的大堂牆上都貼滿了「嚴禁吸煙」的告示牌，小小的一個大堂便張貼了九個之多。我曾詢問過郭先生，我的社會工作者朋友及一個專業的職業治療師，他們都說這是全世界精神病患者的共通點。但他們都無法完全解釋原因。有謂可能他們的藥物副作用很強，他們需要用其他方法來提神。但特別的在於醫院都不會禁止病人吸煙的，這正和普通醫院成對比。郭先生解釋謂他們這兒不是紀律部隊，而病人都有他們的人權，所以院方都不會阻止病人們吸煙的。我則認為，可能因為精神病患者都在身體上沒有多大的毛病，而吸煙又不會直接影響其病情，所以院方是不會作任何的制止。

另一個留給我深刻印象的特徵是病人都十分疲倦，常露疲態。記得第二次考察時看到一個男病人在工業活動室內工作時，忽然停了下來，把身子仰後，打了個呵欠，然後閉目養神，兩三分鐘後又繼續工作，令我感到有點意外。又有一女病人看完電影後走回文書活動室內，坐下來，一手托腮，睡了一會兒。在第三次考察中，還有一個重工組的男病人忽然停止了鋸木的工作，坐在木頭上閉目了一會。雖然普通醫院裡的病人都會時常疲倦，但也不至於這樣沒精神。後來從鄭姑娘口中得知，因為有些精神病患者要依靠一些十分強的藥物來控制病情，而這些藥都可能會導致疲倦和昏睡。

年齡在這兩個職業治療中心都不是一個區別病人的量器，我所見到的病人由二十至四十多五十歲也有。至於病人的制服則可能可以把他們分類。在那小型的職業治療中心裡，所有病人也不需穿制服的，但在那大型的中心裡，則有一部份有穿上。我沒有問清楚為何有這樣的區別，但我估計病人的病情或會是原因之一。對於那些晚上要回病房的病人來說，穿制服應該是需要的，或可作識別的用途。

把精神病康復者作以上的分類可幫助我們更深入認識他們，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要人對這些不同種類的康復者有不同的態度或看法，但從這種細緻的分類，我們的確能看到精神病康復者的多元化和不同，亦繼而反映了他們在醫療機構內所面對的待遇，以及他們所遭遇到的問題。而且在每個分類當中，大都包含了一個標籤和非標籤，例如第六影響其他病人和不會影響其他病人，影響其他病人就是一般人對精神病康復者的看法，一種標籤，而不會影響其他病人就是一個對比，一個非標籤，且令人看了明白到我們平常的想法是有出入的。對於作為研究員的我來說，這種分類令我認識到某些精神病康復者遇到歧視及忽略的原因，亦間接地幫助我一年後再度深入研究精神病康復者時，察覺分門別類對他們的不公允。

一年後的今天，我對精神病康復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雖然訪問了只有五位康復者，他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精神病患者，但這五位不同個性的康復者令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們普通沒有精神病的人一樣，各有自己的背景、性格、優點、弱點、家庭、朋友，不同的只是他們患病，而病情或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那麼，他們不就像其他病症的病人麼，我們除了稱呼他們是精神病患者之外，為什麼還需要把他們分類呢？如果硬要我把他們分類，我只可以說他們當中有病了一年多的，有病了三四年的，也有和病魔糾纏了廿多年的。被訪者中，有帶暴力的，而他也只是五個當中唯一的一個，其他的都沒有。除此之外，我真想不到可以怎樣公平地把精神病康復者分類。
四. 康復者的內心世界

這部份的分析，內容著重五個被訪者的個人經歷和心聲。訪問都是在二零零一年四至五月進行，形式大部份都是一對一的，即是本人與一個康復者。其中三個訪問各有一個旁聽者，這三個訪問有兩次是我邀請了朋友作伴，因為有點兒害怕，而另一次訪問是因為被訪者主動要求有當席社工陪同，亦要求事先看過訪問問題，因她有點緊張。

由於本研究並非定量分析，因此在選擇訪問研究對象時，並不是用隨意抽樣方法，並不能百分百代表整個精神病康復群體，但我亦在揀選被訪者時盡量尋找一些不同的精神病康復者。尋找被訪研究對象時，我接觸了兩個本港非牟利精神病康復機構，都提供中途宿舍服務。與兩機構負責人聯絡時，我提到要求訪問數位不同病情或接受不同階段治療的康復者，如一位剛患病的，一位正接受治療的，以及一位已痊癒的，男性和女性也需要，用以得到不同背景的研究對象的聲音，企圖取得近乎隨意抽樣的結果，避免以偏概全。雖然該兩機構沒有提供某個數量的精神病康復者給我選擇，而是揀選了後再通知我，但所得的五位被訪研究對象也頗乎合我的需要。不過正如其中一位機構負責人所說，由於他們都是中途宿舍，即是提供精神病康復者一個準備重投社會的地方，因此那兒的康復者都是正在康復中的。他解釋謂剛病發的病患者因為病情使然，根本接受不到訪問。所以，本研究的被訪者都是正在康復的，並不是剛病發或已痊癒的，不過當中的康復者有病了一年的，也有病了廿多年的，而他們的背景也很不同。

康復者眼中的康復者

精神病康復者看精神病康復者在某程度上和我們普通人有少許不同。雖然有些精神病康復者確是較為內向和寡言，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知心朋友。不過，由於受到社會的種種壓力和歧視，他們有些也會用特別的眼光去看其他病情比自己嚴重的病人。

大頭B(女)患的是抑鬱，有自殺傾向，曾因自殺而入了葵涌醫院，最初由於對精神病康復者不了解，對其他病人，都會有少許歧視，而對於那些有暴力傾向的，更會有少許恐懼。經過了一年多的治療以及和其他康復者相處之後，現在則覺得他們很坦率，很真實，沒有機心，沒有「出面人」那麼虛偽和奸猾，很容易滿足，但有時也會有點懼怕暴力傾向的康復者，即使明白到他們的行為都是幻覺或聽到聲音所致。阿芬患了精神病廿多年，現在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以前的中學同學，都是正常而沒有精神病的人。她很害怕那些有暴力傾向的病人，因為曾在留院時被一病人用武力傷害過，最後院方得叫她家人帶她回家迴避一段日子。她在康復者當中只有一兩個較熟絡的，但都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她覺得許多精神病康復者都記憶力差，不知道是否藥物使然，因為在中途宿舍碰上以前在醫院同一病房的病人，即使曾經一起進餐，也會認不出她。威仔患了十多二十年精神分裂症和狂燥抑鬱症，有少許暴力傾向，但卻有一兩個知己，都是在治療期間認識的。他受過大學教育，說話時很有智慧，有點帶學術味道，很有主見。現時他有許多教會朋友，給予他無限量支持。不過，他認為自己人際關係較差，病時會很易發怒。他說康復者之間也會互相比較，但都只是比較誰可以早些出院，沒有其他。對他來說，被鎖進房的病人是「癲??」，而且有些病人「真係有?傻架」。阿立比較寡言，患了精神分裂三四年，對於他而言，病人當中確實有些是「傻的」，而這些很嚴重的，都是隔離了的。在宿舍中認識了數個好友，準備遲些一起「上樓」，即搬出去住，不再依賴中途宿舍和社工。但總的來說都不多與其他康復者談天，談的都是不著邊際和有關娛樂圈的瑣事，因為他們都會避忌談及大家的病況。與其他康復者一起生活，覺得他們很有趣。而他認識的康復者都是有自控能力的，很少會復發的。阿天患了精神分裂已有十三年，說話縱使會偶有口齒不清，但卻懂得站起來為精神病康復者說話。他曾是「反歧視大聯盟」會員，對於弱勢社群被忽略很有意識。他有許多朋友，多是教會裡認識的。十多年來他從未住過精神科醫院，亦自言難與他人相處，但在中途宿舍提供的訓練中心裡也認識了不少朋友。他認識的精神病康復者當中也有些十分出色的，有一位是政府部門經理。

康復者所承受的壓力 – 家庭、朋友、社會

康復者所承受的種種壓力比我們大部份人多。這些壓力來自四面八方，有從家庭來的，有從朋友來的，最大的可說是社會給予他們的壓力了。但當然，這些壓力都是相互影響的，例如家人會因為社會的壓力而更加接受不了精神病康復者。然而，我認為對康復者傷害最大的壓力應該是來自家庭，因為這裡本是充滿愛和支持的地方，可是對許多康復者來說，最不接納他們的便是家人。

(一) 家庭

由於社會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忽略和歧視，他們的家人為了面對外來的壓力，不其然也可能會未能接受家中有人患了這種對許多人來說難於啟齒的病。於是，很多精神病康復者也在與家人相處上遇到不少困難。

阿立和家人很多時也有爭執，家人不接納其生活方式。「即係，我想學我家姐咁買層樓囉自己。」阿立說。家人中的不滿主要是來自於弟妹，他們無論在行動或言語上都令阿立感到不受歡迎。他的弟弟曾經叫他離去。阿立說：「唔係咁架嘛應該，兄弟姊妹應該照顧架嘛。」因此阿立多數是自己往探望家人，很少是家人來探他的。

阿芬患了情緒抑鬱症廿多年，這兩年更證實也有精神分裂症。由於幼年時父母婚姻出現問題，和弟妹關係都因此而不和。她的病更令她不受歡迎，即使兩個妹妹也曾要服食過精神科藥物。「佢地都有種心態，諗住我成日係個病人咁樣，即係唔係好必要都唔係好同你傾咁…當我係病人，講得難聽?，我就覺得個感覺係：『你都係有?痴痴地線』。」樣貌長得年輕又不俗的阿芬娓娓道來。他們平時即使是對話也只是些風花雪月的事。她的弟弟更曾經趕她出門。阿芬因此也曾和朋友搬了出外住，可是由於經濟上不許可，最終也被迫搬回家中。幸而父親一直在精神和金錢上都支持她。

阿天和家人的關係也很疏離，兄弟姊姊間很少傾談，主要的支持都是來自其母親。「我阿媽就愛我，但太老，只識物質上供應，但心靈上佢就唔識。」阿天說。不過，從他的故事中，我感到他母親這十多年來也對他無微不至。而他的女朋友則比他不幸，她媽媽接受不了女兒的病，趕了她出去，所以她經常要自尋居所。阿天敘述其女朋友的遭遇：「佢阿媽話：『唉，生著你有?咁?病都唔知點同親戚交代。』」

大頭B和威仔則比較幸運，都得到家人的接納和支持。大頭B一年前因自殺入院被發現患有抑鬱，家人一直都很支持。只是當初她自己抗拒家人的關懷，覺得他們害她，把她送進醫院。威仔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兄弟姊妹各一，最疼愛他的應該是他的父親了。患了十多二十年精神病，威仔和家人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家人只有少許催促其病情。由於他可能有少許暴力傾向，曾數次毆打父親，一次更在農曆年間弄致父親要去看跌打醫生，但他爸爸都亳無怨言。

精神病康復者就像其他患病的人一樣，心靈受著極大的壓力，當然他們比其他病人承受的更甚，而家人的支持每每是病人康復路途上的重要力量，假若連最親的家人也不接納，他們又怎樣面對外面複雜的社會呢？

(二) 朋友

精神病康復者不但要面對家人的排斥，在交朋結友上亦可能會遇到難處，而受訪者中現有的朋友大多是教會的教友或醫院中或工作間認識的康復者或同事，只有一個受訪者的好友是患病前的中學同學。

大頭B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雖然患了抑鬱只有一年多，而現在也差不多痊癒了，但她已和以往所有朋友斷絕來往，電話號碼也轉了，因為她不敢，很害怕。她認為沒有必要再和以往的朋友來往，覺得若果他們知道自己曾在葵涌醫院留醫，一定會感到十分意外，而最重要的是她自己本人很介意。「我好驚人地係背後笑我囉，仲有，我諗佢地唔多唔少都會…」大頭B解釋著。因此她現在所有朋友都是康復者。她的看法很明確是由於精神病康復者受到歧視和標籤而影響，其實她並未有與任何舊朋友聯絡，但實在太害怕受傷害、被取笑、被忽略，因而逃避了所有有可能會傷害她的人，沒有勇氣再與他們來往。

好些康復者都在人際關係上遇到困難，但這次研究並未能得知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可能除了遺傳因素外，有問題的人際關係亦會是精神病的原因之一，我們不能斷定精神病康復者都有人際關係的問題。然而，被訪者都有三兩知己的，他們多是康復者。威仔有數個好友，當中兩三個是在加拿大念書時在教會認識的，另外一個是在青山醫院接受治療時認識的，還有一個是在小欖認識的同性戀者。阿立很內向，最熟絡的朋友都是現在中途宿舍一起住的舍友，已很少和以往的朋友聯絡。阿天很幸運，在患病中也找到同病相憐的女朋友一起走人生路，雖然偶然也有磨擦，但關係也不錯。他是五位被訪者中最交友廣闊，縱然他自言很難與他人相處。更解釋自己病發原因可能是工作上甚至任何地方都與人不和，發生衝突，令他很痛苦所致。

阿芬是個少數，和她最要好的朋友是患病前的中學同學，她沒有患病。這位好友更曾邀她搬出來與另一朋友一起住，她在阿芬患病的十多年來給予不少支持。但說到男女感情方面，阿芬認為也會或多或少受她的病影響。每段感情開始時，她都不會告知對方自己患病，她說每次未到要坦白那個階段便分手收場。

(三) 社會

社會一直都在多方面給予精神病康復者許多壓力，無論在工作上、傳媒、政府、以及醫療機制等，都加添了康復者不少困難。訪問中，康復者在言語間不時流露出他們承受許多從社會而來的壓力。

威仔患病時還在加拿大念書，第一次見精神科醫生也是在加國。由於病情影響，八六年七月未畢業便要返港，而且加拿大移民局亦不簽發證件給他。當然，患病的移民對許多國家來說都會是個負擔，而精神病患者可能比其他長期病患者更不受歡迎。回來香港後，威仔在尋找工作上都遇到不少困難，而他的病亦做成許多不便。和很多精神病患者一樣，亦可能是某些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威仔早上經常都不能準時起床，因為晚上難以入睡，亦因此每份工也幹不長。威仔年幼時其實已經是個頗為緊張的學生，他憶述升中試給他無比的壓力時，仍然記憶猶新。由於精神科醫療費用昂貴，威仔回港後不久便看政府醫院。在港接受治療，他說唯一好處是言語溝通上方便許多，但由於病人眾多，每個醫生每天平均要見五十至六十個病人，每次等候也要坐上兩三句鐘，見醫生時對答三四個問題左右便結束，對於極需要他人關懷的精神病患者來說，實在不足。因此，威仔認為藥物才可幫助他，而醫生只是負責開藥方。他又透露，在青山醫院留院期間，一層有八十個病人，全都睡在同一個空間，床與床之間只有一呎空位，十分擠迫。對於外界，威仔說他以往十多年來都不怕他人知道自己是精神病患者，但到了現在，他則很少提及。「因為唔講就無事，講出?或者有事，咁唔好講囉…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

阿立患精神分裂前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壓力，經常超時，發病時三十一歲左右。幸而他現在的速遞工作只找了個多星期便找到，而他的上司很喜歡聘請康復者。不過身為上司的，或多或少對員工也有要求，阿立說工作也頗辛苦，加班沒有補錢，早上八時半上班，有時可會幹至晚上七八時。他上司說他已痊癒，不需吃藥，又叫他遲些吃藥，阿立的描述，令我領會到他上司藉此遲些才讓他下班。

大頭B患的是抑鬱症和有自殺傾向，亦有性格問題，由於她是五位被訪者中病情最輕的，訪問初時很明顯想表明自己病情較一般康復者佳，住院時間短，吃藥日子短，不是在工場工作，又一開始便查問我做訪的目的是否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她對我的種種防衛，令我深深感受到她承受了來自社會的不少壓力，亦對精神病康復者被標籤很有意識。正如她自己多次道出，她外表一點也不似是康復者，她很健談，大部份時間是她說話。被送進醫院初期，大頭B很抗拒，覺得家人害她，竟簽名批准醫院這樣做，認為她從此便不再有面子見人，為何要在那些地方住。標籤效應令許多精神病患者都接受不了患病的事實。大頭B工作的地方也是聘請了許多康復者和傷殘人士，是屬於便利店之類，但許多顧客見到他們也會指指點點，對著她這個樣貌和常人沒有分別的收銀員說：「呢度?人個個都傻架！」大頭B總會幽他們一默：「係咩，我都係架喎，你驚唔驚我遲早拿刀斬你架！」

阿天在教會認識了許多朋友，但除了傳道人和教牧同工之外，他都不願告知其他教友自己患病。「緊係無啦，佢地係無呢個知識，而且無機會呀，無理由無拿拿走埋去，『我有精神病呀！』邊度會有可能…唔係安全感…而係一話俾人知會嚇親人。」他解釋著說。說得對，我們大部份人都沒有這方面的知識。阿天和威仔一樣，經常因藥物影響早上難以準時起床，他說是政府醫生不肯配新藥，以致產生副作用，試過一次下午三時才上班，就是因為早上還在睡覺。阿天很有社會意識，訪問尾聲問到他有什麼補充，他說不應該設最低工資，因為顧主必然首先裁減他們這些康復者，對於他來說，五六千元一個月已經很足夠，設了最低工資後，他們可能連工作也失去。

除此之外，精神病康復者在金錢和住屋方面也面對不少困難。由於精神病屬於長期病患，即使是康復中，不少康復者的工作能力也受到影響，有工作的，幸運的話便可以自己支持自己，否則都要依賴傷殘金，阿芬便沒有工作一年多，主要靠父親和傷殘金生活。另外，居住也是一個問題，不是每個康復者都像阿立那麼高興可以與幾個康復者一起計劃搬出去住的。金錢上的制肘令他們很多時都要繼續和家人住，可能磨擦會更多。就如阿芬和阿天女朋友所遇到的住屋問題。

此外，Campbell & Heginbotham[i]更指出精神病康患者面對著各方面的歧視，包括政治、法律、社會(又包括住屋、移民、保險、投票安排)、就業、醫療及社會服務等。

康復者 – 傳媒的受害者?

威仔、阿立、大頭B、阿天、和阿芬的故事，進一步驗證了傳媒對精神病康復者所作的標籤效應。他們和我們一樣，自少受傳媒和社會的影響，對精神病和精神病康復者敬而遠之，對於有關康復者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從這兩個渠道得悉。記得威仔曾說，第一次見精神科醫生時，以為會有一張沙發讓他仰臥，誰不知是坐著見醫生的。這些印象或知識很明顯是從電影或電視上得來的。

訪問過的康復者，當初要看精神科醫生都有驚慌及接受不了的心情，可能他們都像一般人一樣，被精神病這個可怕的標籤嚇壞了。問到第一次見精神科醫生時有否驚慌，威仔說：「驚就驚，不過就無想像中咁驚囉…」

這數個訪問令我認識到幾位性格不同的康復者：威仔有點傻氣，很樂觀、坦誠、記性好、有條理和聰明，縱使有時會較衝動，但亦很清楚自己的缺點；阿立開首有點心不在焉，經常要我重複問題，但後來便很順暢，亦很健談，可能因陌生而有點抗拒，亦可能是藥物影響。當我告訴他我閱讀過一本由精神病康復者撰寫的書時，他很驚訝的說：「好番呀？…真係會好番架喎？」大頭B頭腦很清晰，起初說話十分謹慎，很會自我保護，患病的經歷令她不再願與以往的朋友來往，現在單調的生活對她來說是穩定情緒的保障，而宗教信仰更是令她繼續活下去的力量；阿天有些口齒不清，訪問時雙腳時常左右搖擺，他不是什麼知識份子，但經常見報或上電視，曾是「反歧視大聯盟」的成員；阿芬樣貌端莊，很親切，想不到她是唯一一個要求社工陪同做訪問，被訪者中她患病日子最久，但就最不像。他們都各有不同，都沒有一個等號或共通點可以讓我們去與報章上或電影電視上見到的精神病康復者比較。他們唯一的共通處便是都受到傳媒和社會的特別看待。

每次訪問的尾聲，我都會要求被訪者閱讀兩則有關精神病康復者的報道，一則是有關二零零一年三月一個警察被一可疑人士報稱投訴嗓音後槍殺的新聞，文中提及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所幹；另一則是同年同月一對精神病康復者因家人反對結婚而雙雙自殺。之後我會問被訪者閱後感。

除了威仔對兩則新聞都沒有懷疑或反對之外，其餘四位被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傳媒誇大，及每當有暴力或負面新聞都會歸咎於精神病康復者。阿立說每當看見這些新聞都會很心酸；大頭B認為正常人也可以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正如她不正常也可以說很正常的話一樣；阿天有些不開心，覺得報章不寫這些讀者便會感到沒有東西看；由於阿芬曾被康復者用武力對待，所以相信有些確會傷害他人，甚至殺人，但覺得報章每每把暴力事件歸咎於精神病康復者。

傳媒對社會和市民的影響是?久和深遠的，沒有正確的描寫和事實的反映只會令我們對弱勢社群繼續誤會和忽視，久而久之，歧見與不接納的情況只會每下愈況。這些被訪者在與我對話時的忌諱和尷尬都是來自他們被標籤所致，若不是這些不平等的對待，他們在生活、工作、社交、和家人相處等各方面都會少了許多痛苦。

專業精神科醫生及職業治療師眼中的精神病康復者

和精神科職業治療師鄭小姐傾談過後，發現她的見解和我有點不同，亦帶領我從另一個角度看精神病康復者。作為一個精神科職業治療師，她認為精神病康復者主要有兩種，一是本質不好，沒有動力(motivation)，有sick role，經常覺得自己有病，放棄自己；另一種則很會內省(insight)，有動力，這些病人的病會好轉，會恢復，但亦很視乎個別例子。而未真正接觸精神病康復者前，她沒有想過這些病人是可以受訓練，繼而得到康復的，而且她會害怕他們，現在就沒有了。

相對於其他普通科病人，精神病康復者可能看來「無得救」，但鄭小姐則認為工作有滿足感，尤其是當看見康復者肯幹一些工作又或肯接受她的意見時，在精神上有很大的鼓舞。她認為每個病人背後也有一個故事，若能幫助他們建立信心，實在會很高興。每當病人肯告訴她一些事情時，她都會很滿足。

對於傳媒，鄭小姐覺得他們描寫得過份極端，一方面會把精神病康復者說得很差，很負面，另一方面又會描述得很好，太誇張，吹捧得太厲害，尤其是當談及一些痊癒了的康復者，報道失實，根本康復者很少會達到那些程度，總之，她認為很多時傳媒都會歪曲事實。

鄭小姐坦然現今香港的大眾市民已對精神病康復者的認識比以往好了很多，亦接納了許多。至於我們的政府與社會應該做些什麼來繼續改善精神病康復者受歧視的情況，鄭小姐提議應聘請他們，尤其是當他們的病徵轉好之後，最好給予他們一個成年人的角色(role as an adult)，藉以增加其信心。假如得到社群的接納，再加上各方面的配合，這樣他們在社群中便能重獲一個肯定的地位。她指出，有許多康復者由於怕上司或同事知道自己患病，可能會不敢看醫生，令病情惡化，因此，若各方面都配合，而公司又願意聘請精神病康復者，他們便不用延醫。

鄭小姐又提到，精神病康復者的暴力行為都是因由他人煽動的，有些病人是會發脾氣的，但是他們都會有自制能力，認識他的人明白的話，便不會強行和他對抗。所謂暴力傾向，鄭小姐認為即使是一個正常人被人歧視或不公平對待也會發脾氣的，而精神病康復者的行為也是溫和多於暴力的。

據精神科醫生黃重光[ii]解釋，精神病者帶有暴力傾向基於通常有下列三種情況：

1) 因患精神病而生暴力傾向：其實，屬於這類的個案在比例上是佔極少數的，因大部份精神病人的行為表現多是退縮，逃避，很少有攻擊性或報復心理。若有，其暴力傾向也往往會在其精神病痊癒或情況好轉時，而相應地減低或漸漸消失。

2) 患有精神病，同時有暴力傾向，但兩者之間無因果關係。換言之，其暴力行為非因精神病所引致。

3) 曾患精神病，已康復正常，但由於個性易怒、衝動，在憤怒情況下做出侵略性行為。
以上指出了：除了第一種情況外，暴力行為與精神病並無關係，而第一種情況在比例上也絕少發生。故此，傳統觀念上，認為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是被誇張及誤解的。

五. 討論

一年多以來的研究，三次的實地考察，五個深入的訪問對話，我承認我不至於會加入「反歧視大聯盟」來為精神病康復者說話，但現在我對他們的看法真的有了不少改變，經常當有朋友說出一些對精神病康復者帶歧見的話語時，我都會企圖改變他們的看法，略略提出我的經驗以及我所真正接觸過的精神病康復者。當然這樣的提點並不可以一朝一夕改變他人的思想和偏見，但也總算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三次的實地考察，說多不多，說少不少，要把所見所想都寫下來根本不可能，因為職業治療中心的地方實在太大，而且所涉及的人和事也多不勝數。我在上文所說的很多都是個人的見解及觀察，若換了另一個研究者肯定會寫下不同的文章。至於五個訪問，所得出的答案都尚算客觀，因為每次接見也有一個小時以上，通常除了開首對話時被訪者會較為緊張和有所防備之外，其後的傾談大都頗為輕鬆，而且有說有笑。在這樣也算自然的訪問環境下，我認為被訪者所說的內容都會是中肯且誠實的。加上由於訪問的問題都是一些關於康復者的個人親身經歷，都是他們的記憶和事實，他們沒有必要說謊，但會否把事實誇大或隱瞞則較難避免。當然我不能否認旁聽者存在的事實，雖然我感覺不到他們在場影響很大，但對於被訪者來說，可能在訪問起初會有少許不自然。

一位從事精神病康復社會工作的朋友對於我所認為的並不完全認同。她曾到過其他政府醫院的精神科，她不同意大部份精神科都被安排在偏遠的位置。但職業治療師鄭小姐則同意我的說法，她說精神科通常被置於醫院最高一層或最遠的地方，目的主要是隔離那些病人。而我有朋友認為可能由於曾經有一些不好的先例，如精神病患者在醫院影響其他科的病人，致使政府迫於無奈地把精神科放在較遠的位置。

正如我之前曾提及，由於被訪者都是某兩個非牟利中途宿舍的舍友，都是康復中或仍然接受治療的，沒有完全不需吃藥或是剛剛發病的病人，當然他們在康復階段上都有點不同。而且在研究對象的揀選上我有點是被動的，因都是機構負責人代我挑選的，不過我事前有向兩方提出我揀選被訪者的要求。所以在選擇人物方面可說是有限制及缺點的。

和許多定質分析研究一樣，考察中見到的事物以及訪問後得到的資料實在很多，記載或分析過程中或會有所遺漏及忽略，當然我已將之減致最少。

這次研究若能在挑選被訪者上有更大的自由，或有機會與一些剛病發的病人作訪問，而訪問時又能避免有第三者在場，效果應該會更好，得到的數據會更中肯。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學習到在考察進行中遇到危急時的應對以及要作的防備。當然考察時要盡量避免干預實地的人物及各樣事物。而訪問時除了要給予被訪者自然和輕鬆的感覺之外，亦要避免問他們一些意見或想法，要著重問他們一些事實，一些記憶，因為前者會令被訪者傾向說出研究者想得到或預料得到的答案。

六. 總結

用定質分析來研究及認識精神病康復者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某程度上可能是會傾向主觀，但在認識的層面和人性的描寫上來說，在研究弱勢社群及標籤效應時，定質分析確實能捕捉不少人物的各樣細節。三次實地考察和五個親身訪問，我不能說這已是十全十美，但我對精神病康復者這個弱勢社群真的加深認識了不少。這次研究續漸化解了「精神病康復者」這個標籤在我腦袋裡的存在，當然它不能一下子完全消失，畢竟人的學習過程以及傳媒的潛移默化是長久而深遠的，其影響之大更不是容易測量的。

這次研究讓我們看到精神病康復者的多個面孔，他們的多樣化就如我們普通人一樣，各有各的性格、特點、優點、缺點、負擔，等等，根本不能用一些標籤來概括整個群體，其實要真正完全明白他們根本一點也不容易。而且，研究中我們看到的精神病康復者，和常常在報章上頭版見到的或電影電視演繹的精神病康復者，大有不同，可是大部份人就只能從傳媒中認識這個群體。因此，傳媒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標籤和描寫，便變成這群體在大部份人心目中的真實印象。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覺得精神病康復者所得到的關注實在比癌症病人、吸毒者及老年人還少。我們常聽到有教會向以上這些人傳講福音，但對精神病患者傳福音真的比較少。可能由於他們的精神狀態所限，根本未必能夠吸收。社會的歧視，家人的冷漠對待，朋友的藐視與忽略，醫療系統的未能兼顧，都令精神病康復者受著極大的壓力，究竟，什麼才可消滅大眾對精神病患者的不公平對待呢？有一次，當我剛做完三次考察並和同事提及我的研究時，她的反應竟是：「噢，小心呀，若你再多去這些地方，很容易變得像他們一樣！」我真感奇怪，什麼時候精神病已變了一種惡性傳染病？我想人們的歧視才真是個惡性的傳染病！

總的來說，傳媒的標籤效應每每是影響深遠而難以估計的，我們在接受訊息時實應小心被潛移默化，以致不公平地去對待一些弱勢社群。



[i] Glasgow Media Group, Media and Mental Distres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1996), p. 45-81.

[ii] Ibid. p. 18-36.

[iii] 陳啟芳博士，陳熾鴻醫生，黃黃麗娥，陳秀琴：《暖流專輯》(香港：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1995)，頁97-99。

[iv] Angela N.Y. Yu, Mental Health: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liefs (Hong Kong: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ction, Breakthrough Ltd., 1996), p. 44.

[v] Tom D. Campbell and Chris Heginbotham, Mental Illness: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Aldershot, Hants: Dartmouth, 1990).

[vi] 陳啟芳博士，陳熾鴻醫生，黃黃麗娥，陳秀琴：《暖流專輯》，頁87-90。

參與研究人物

1. 威仔 -- 職業：精神康復中心；是中途宿舍負責人介紹的，現仍居住於該宿舍
2. 阿立 -- 職業：速遞員；威仔同屬一中途宿舍，也是該中途宿舍負責人介紹的
3. 大頭B -- 職業：本港某大專院校便利店收銀員；另一間康復中心介紹的，亦住在該中心的宿舍 4. 阿天 -- 職業：速遞員；與大頭B同一間康復中心介紹的
5. 阿芬 -- 無業；與大頭B及阿天同一間康復中心介紹的
6. 鄭小姐 -- 職業：職業治療師；本人家姐的朋友，因容易聯絡，而經驗亦豐富
7. 郭先生 -- 職業：精神病醫院職業治療部門經理；鄭小姐的上司，在醫院工作多年，經驗豐富
8. 社工朋友 -- 職業：社會工作者；本人中學同學，服務對象都是精神病康復者，容易聯絡
9. Joel Hess – 職業：職業治療師；從互聯網上有關職業治療的網頁上聯絡到的

參考文獻

Angela N.Y. Yu, Mental Health: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liefs (Hong Kong: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ction, Breakthrough Ltd., 1996).

Tom D. Campbell and Chris Heginbotham, Mental Illness: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Aldershot, Hants: Dartmouth, 1990).

Glasgow Media Group, Media and Mental Distres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1996).

陳啟芳博士，陳熾鴻醫生，黃黃麗娥，陳秀琴：《暖流專輯》(香港：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1995)。

楊淑彝：《瘋狂大康復》(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0)。